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9日刊登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昏》的文章，作者为欧洲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贾恩卡洛·科尔塞蒂。全文摘编如下：
在当时的地缘政治限制之内，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三个关键领域为多边主义奠定基础，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支持重建和发展的官方贷款，以及通过逐步开放跨境贸易和投资实现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这些努力推动那些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复苏经济，促成世界几十年来相对的和平与一体化进程。
如今，这一愿景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地政客和选民的抨击。是什么导致主流共识破裂？
经历挫折与回归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初衷是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有意限制资本流动并防止货币战争。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元由黄金锚定。
诚然，这一制度并非没有缺陷。它对于外部失衡的调节机制极不对称，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赤字国。尽管贸易自由化的速度比理想的要慢，但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卓有成效。
更新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开启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时代，因为灵活的汇率推动跨境资本自由化和国内放松管制。全球经济转向更大程度的开放，为打破传统银行模式的市场化金融中介机构崛起提供便利。与此同时，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贸易自由化速度加快。但随着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上升，跨境资本流动很快在交易量和影响上超过贸易流动。
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开始定义一个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和制度格局。虽然多边主义未被抛弃，但全球市场在许多领域日益取代政府。
华盛顿共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在新的环境中，许多人开始质疑世界银行是否真的比资本市场更擅长选择发展项目。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越来越被认为规模太小，除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以外帮不了任何人。
但在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精神强势归来。这表明，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即使是发达经济体也无法免受市场动荡的影响。各国政府重申对国家和国际稳定行动的控制，向国内外银行提供流动性生命线——通常是通过互换额度。随着决策者开始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改写金融规则，他们重新发现资本控制的优点。
从金融危机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暂时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初精神。贸易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而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重要的是，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清楚地表明，市场不会自我调节，也不能保证经济稳定。多边主义持续存在，但基础开始出现明显裂痕。
面临保护主义挑战
2016年，随着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开始利用民众对自由贸易的日益不满并把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自由贸易(尤其是在美国)，背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趋势也日益明显。随着各国政府寻求重新控制国内经济，关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实际已经被颠覆。虽然自由的资本流动仍然相对不受挑战，但贸易日益受限，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的开始。边界重现，实施措施包括高额关税或者可能随时设立新的贸易壁垒。
这些事态发展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这种新兴的机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要评估它的持久性，就必须考察有哪些力量在推动今天向保护主义的转变。
首先，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可能诱使各国政府采取金融抑制措施——限制资本流动，目的是把储蓄留在国内。
第二个力量是货币政策。在地缘政治分裂的时代，全球货币政策的合作模式能否维持？各国央行是否会保持独立性并继续把物价稳定作为重中之重？答案将取决于在一个日益冲突的世界中采用什么框架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后，技术进步和市场的日益集中使一些技术公司变得极其强大。虽然这些公司大概会反对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但它们也有办法影响公共话语和政治决策，从而可能决定哪些限制措施得到采用以及如何实施。
帮助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学家们设想的体系是，自由贸易可以在资本控制的同时繁荣发展。然而，几十年后，体系的内部矛盾导致资本账户的普遍自由化，从而背离这个体系的初衷。
特朗普领导的反自由贸易政治行动引发转向保护主义的混乱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资本自由流动的机制能否保持稳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问题就变成如何防止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向碎片化和金融抑制。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那恰恰将是我们去往的方向。